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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9-25 16:46 来源:中国经济网陕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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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一体化的城镇化道路

——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  温铁军

文/本刊记者  杨海霞


城镇化应该放慢脚步,在乡土文明为基础的生态文明建设中,走出一条城乡融合的道路


未来20年中国的城镇化道路该怎么走?中国人民大学可持续发展高等研究院温铁军认为,生态文明时代的城镇化并不是把乡村变城市、农民变工人,中国的城镇化道路需要放慢脚步,在乡土文明为基础的生态文明建设中,走出一条城乡融合的道路。

 城镇化与化解过剩

《中国投资》:您上世纪90年代关于城镇化的思想非常深远,据此看我们新世纪城镇化的思路,已经扭转工业化时代的思路,从大城市为重点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该如何理解这种转变?背后是什么?

温铁军:我们先得说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我们处在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如何延缓爆发的历史阶段上,什么叫资本主义一般内生性矛盾?就是生产过剩,西方在1929-1933年爆发了席卷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生产过剩危机。在这个危机打击之下,大多数坚持自由市场制度的西方工业化国家,都垮掉了。只有以国家直接干预这种手段,来把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基本建设的国家才维持住了没败。

中国人什么时候遭遇到类似的危机,是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导致中国在1998年出现生产过剩。既然遭遇生产过剩,唯一可借鉴的只有罗斯福新政,并且这也是北大中国经济中心林毅夫主持起草提交给中央的政策建议,他说西方遭遇生产过剩,最终走向二次大战,我们遭遇生产过剩,只能把过剩的生产能力转向内陆建设。所以林毅夫接着在1999年最早提出新农村建设。他认为以国债为主投资于新农村建设,才能缓解“双重过剩条件下的恶性循环”。

中国真正的战略转变,就是在发生了生产过剩这种典型的危机时,及时转向内陆建设,所以就有了从1998年开始的针对生产过剩,而形成的投资拉动增长。

这个变化,与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上世纪80年代有异曲同工之妙。

上世纪80年代是内需拉动导致物价上涨,而90年代因国内危机引起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内需大幅度下降。

当时是在1993年末,出现了三大赤字的危机,危机导致了1994年政策调整,随之导致了农村负担过重,同时城市出现了4500万国企员工下岗。这样,工人农民都负担过重,内需就上不去,于是上世纪90年代转向外需拉动。

接着,外需受阻的时候是1998年,只能转向投资拉动。一直到现在15年投资拉动。

中国经济增长3架马车,每一个10年换一匹马驾辕,大家一般说内需应该驾辕,外需和投资应该是拉套的,我们现在变成投资驾辕,外需和内需变成两个拉套的。

为什么最近又讲城镇化,就在于投资拉动增长这种模式下,有一个内在的趋势很难逆转。必须用不断扩大的投资来掩盖住以前生产过剩形成的矛盾,有人甚至认为我们是用不断的长期过剩掩盖短期过剩,这就导致宏观调控极其困难。

城镇化是2005年中央开始强调新农村建设的时候,明确在文件中提出县域经济是发展重点,而县域经济两大支柱,一是城镇化,二是中小企业。为什么发展中小企业要进入城镇,主要是因为城镇化门槛低,能够更多吸纳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能够6倍于大企业吸纳就业,以此来解决未来人口增长的就业压力。由此,以城镇化加中小企业来支撑县域经济,新农村建设就有了抓手。

这当然会有一个庞大的投资空间。因为我们全国有3千多个县级的单位,我们有三万四千个建制镇,新的投资战略将会转向城镇化,其实主要是转向县域经济的城镇化加中小企业,这个政策等于把城镇化和当前宏观调控结合在一起。

尽管大家说在全球大危机的打击之下,只有中国一家风景这边独好,中国的风景独好,当然也存在相当严重的问题,主要就是生产过剩的问题,而延缓生产过剩危机爆发的方法,就是找到新的投资空间,目前这个空间就是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立足的经济结构

《中国投资》:城镇化不仅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问题,我们说要走中国的道路,包括人的城镇化,您怎么评价现在的城镇化路线?

温铁军:这次三中全会幸亏没那么激进,稍微多激进半步,改革就会从真理跳进谬误。很多人的建议都比现在三中全会最后公布的方案激进得多。

为什么总有人长期主张发展大城市战略,那是因为400万以上的大城市基本建设投资能够立竿见影收到回报,大城市内生性的创造需求,纯粹从市场角度来说,非常符合逻辑。

但你们都知道现在中国越来越严重的雾霾问题,我们从“九五”计划就开始在经济效率第一的理念之下强调集约化、规模化,只要继续把产业集群聚集到大城市带上,就一定是这个结果,西方世界资本主义早就有这样工业化叠加城市化的教训,人家放弃,我们捡起。

我常谈到我们的社会结构、经济结构,相对西方而言还是个结构超稳态,现在提出的城镇化,需要有一系列的问题考虑。

原来我们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社会,毛泽东接见斯诺的时候,说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主要因为土改给农民分了地,农民就变成小土地所有者,这种农民小资产阶级在当年土改的时候占人口88%,而城市工人阶级群体在建国的时候只有不到5%。现在演化为小资占60%左右。在小资社会的基础上,经过几十年的发展长出来一个中资,西方叫做中产阶级,中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都属于高度分散的社会群体,小资是一盘散沙,中资叫做一盘碎土块。都不大,也不硬。

现在中资崛起了,自己没有话语建设能力,只能照搬西方意识形态。

大家都知道很多打工者并不愿意长期留在大城市,很多人研究城市劳动力为什么跳槽这么厉害,主因无外乎那些打工者是小资。

今天很多人想让打工者变成城市产业工人,忽略农村打工者本质是小资,让他从小资产阶级降格到工人阶级的层次,他不愿意。过去工人阶级光荣,因为比农民待遇和地位高,现在工人阶级地位还不如农民阶级。我在打工者中做调查研究,问他们愿意干嘛,第一选项是当老板,从小资变中资。现在打工的小资将来想开一小饭店,开一小发廊,或者弄一个小百货店,总之都想当小老板。中国梦都是一个梦吗?各有各的梦。

现在城镇化恰逢其时,要考虑怎么能够促进城镇化治理创新,要以人为本就得给想当小老板的打工者提供一个机会,让打工者带着资金和技术回到家乡城镇中去,还得考虑中小企业如何能参与到城镇化建设中来,这个问题其实就是社会治理创新。

 城乡一体化

《中国投资》:正如您所说,城镇化进行中不可能所有人都进入城市,那么乡村的未来应是怎样的?您认为的城乡一体化是怎样的?

温铁军:城镇化,也叫去城市化;市民下乡,农业进城。真正的城乡一体化不是城市排斥农业,现在各个城市搞得所谓小区建设,用统一的草皮和行道树,这都是反生态的。需知,转型城镇在欧洲是市民共同把草皮改成菜园,把绿化树改成果树。尽可能缩短自己的食物足迹,以实现本地化的生产和消费。而这些西方兴起的转型城镇在我们中国人这本来就存在。过去,各地把原来的生态多样性改成单一性,这是反生态的,但这类标准化集约化的做法却符合工业文明内生的规模化要求。

其实,城镇化进程中最需要的是农业三产化创新,只要结合中产阶级市民下乡,市场对农业就会有新的要求。因为,中产阶级消费要强调安全性、参与性和个性化。

什么叫新型城镇化,怎样实现城乡一体化,市民为什么会下乡?一方面,有余钱的打工者要回乡创业,他们这些年早就被统计年鉴定性为市民了。另一方面,现在已经有大量的市民自觉下乡创业了,今后市民搞农业会是一个越来越普遍的趋势,现在欧洲农业60%以上的农场是“市民农场”,很多人讲欧洲农民如何,我讲对不起,欧洲的农民早就变性了,变成市民经营农场。所以欧盟的农业保护才是非贸易壁垒远大于贸易壁垒,如果认真研究欧洲贸易壁垒和非贸易壁垒,你会看到大量对欧洲的农产品贸易失败于非贸易壁垒,某种程度上,欧盟社会绿色壁垒是最为严重的。也是因为60%以上的农业主体是市民,要求的是安全,是生态环保,因此市民为主体的农业经营者,不仅仅跟你讲价格如何,或者市场份额等等,它更多讲的是绿色、环保、安全,因此它的环境社会壁垒都转化成食品安全化影成本。

类似还有亚洲的日本、韩国,就不多举了。

我最近的看法:随着中国的中产阶级崛起,乡村休闲旅游快速增长。哪儿最能吸引他们,千差万别的、和自然紧密结合的乡村生活,最能吸引中产阶级对三产化农业的需求。要求是休闲农业和“三慢”结合,慢城、慢食、慢生活。要求的农业必须多样化才具有体验功能,在多样化农业中内生的这种体验功能之中他们希望表现个性化特质。

如果想贯彻城乡统筹战略,实现城乡一体化,以现行体制看,难度非常大。如果我们借助城镇化推进一体化,那就得引导市民下乡,既要引导农民在城镇创业,引导有余钱的市民到农村创业,又要引导农业进城。如果这些能做到,城乡一体化就能在城镇化过程中有所体现。

 去工业化趋势

《中国投资》:很多地方通过产业发展来带动城镇化,您怎么看这种做法?

温铁军:现在很多官员都在提以产业促进城镇化,这包括各个地方延续“单纯追求GDP”时期的亲资本政策。其实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时代转变的基本原因,在于产业资本过剩。由此虽然造成这两个时代的差别,但某种程度我们现在仍然是在延续着上世纪90年代造成产业过剩时期的路径依赖,所以很多地方一提城镇化,立刻就说要产业引领才能实现城镇化,其实仍然带有工业文明时代在亲资本的制度遗留问题。

中国沿海已经初步表露出去工业化的趋势。却很少有人看到这个趋势。

如果做一点统计,会发现沿海有的省份至今仍然80%的投资来源于港台,都是对外接单,在珠三角一带搞加工。需知,这些无根投资是最容易跑的,在当地没有形成产业结构,近年来这些无根投资已经开始大规模向越南、柬埔寨,甚至往斯里兰卡、孟加拉这些国家转移。搞三来一补的企业遭遇到投资的流失,已经带动了沿海地区的去工业化趋势。而在一般贸易的外向型经济地区,比如浙南,已经出现产业利润大幅度下降,甚至入不敷出。再看内地,有些地方的开发区效果并不好,不仅收益在微笑曲线的底端,而且相当多沿海流入的企业本来就是冲着圈地套现来的,他们在沿海已经严重不景气了,就向内地转移,假借投资办企业的名义,圈地到银行套取现金之后“老板跑路”。所以,内地现在的开发区很多企业其实已经设备闲置了。能够维持住生产的,大约只剩下1/3了。

这些案例表明,现在各地政府仍然沿着一百多年来工业文明的思路,强调产业引领的城镇化;这显然需要调整。

 回归生态文明

《中国投资》:这样经济结构下的城镇化,出路是生态文明?

温铁军:生态文明是一种超越传统工业文明,以多样性为内涵的、人类自觉回归自然的新的文明形态,人类本身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但是因为人类过去不够自觉(或者说人类在工业文明时代自觉自己可以超然于自然),现在教训惨痛不得不回归到生态文明时代。那么,要自觉认为自己只是自然的一部分,才能回归自然。

工业文明时代形成的工业化集中的城市化,本质上不适应现在的生态文明新战略,我们近代的城市化,本源于工业化阶段产业资本集中所客观需求的规模化和它所派生的制度。我刚才讲到从“九五”时期各级政府就都讲要把产业集群和城市带叠加在一起,那也是因为工业化内生的需要就是规模化、集约化,还得推行标准化。当然,城市最适合这套;而农村十里不同风,农业又本来就是一个自然过程,因此,农业是最不适应工业化要求的,当我们强行把农业也搞成工业化的方式的时候,农业自身的反抗就是制造了大量的环境污染和食品不安全。最终我们所有人都身受其害。

当我们过度把资本向城市集中的时候,一定同步集中了过量的风险,过量的风险转化成周期危机爆发,往往是向三农转嫁危机代价,而城市危机只要能向三农转嫁,就在城市实现软着陆,如果不能向三农转嫁,就在城里硬着陆。硬着陆的结果,就是调整或是改革。

这次城镇化之所以说不同于工业化时代,就是中央在文件中特别强调城乡一体化,强调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其实,它得呼应生态文明所需要的发展战略创新。

城镇化所对应的主体是中国三千多个县市区下辖的乡镇,我们一共是一万个乡镇,60万个行政村、300万左右的自然村,下一步应该重点发展是县域经济,特别是县级城关镇和县域范围内的中心镇,如果现在3000个县城关镇能够得到基本建设投资促进县域发展,使它成为吸纳打工者回乡创业的投资,和中小企业的投资,那么城镇化就会是中国人在新世纪的增长点。

现在,我们越来越觉得三农问题中最严峻的是社会政治问题,而不是经济问题。 如果要是能够通过社会生态恢复和乡土社会重建,真能够国家把投资重点转到城镇化上去,让农民不至于背井离乡、农村不再衰败,那就是我们所希望的城乡统筹。

国家只要把现在强调的生态文明理念和城镇化战略结合在一起,就应该是一个生态社会,让大自然恢复生态,同时逐步形成生态经济和生态治理,而不是把大量的产业资本和过剩生产能力转向3万多个城镇。仅仅只是这样的话,并不意味着进步。提醒大家,我们真正面对的客体是什么,是8亿农民,还是2亿农户,还是300万个自然村,如果乡土社会能够维持住,这个国家尚可维持,否则大危机爆发的时候,就很麻烦。

当年印度尼西亚在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爆发、1998年出现大规模失业的时候,28%的城市打工者是进城农民,并且已经卖掉土地;这些人转向暴力,最终导致的是几十万华人受迫害。这是个非常惨重的教训。中国这种产业过剩之下的经济结构,一旦激进一点,那就会犯颠覆性错误。

现在毕竟看到了希望,我们在21世纪将要进入一个新的生态文明阶段了,而这个文明阶段之所以有巨大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它可能依托着与自然紧密结合的多样化的乡土文明。这种新的战略调整本身具有生态化可持续的特点。如果能够通过教育让执政者、企业家们保护乡土文化的意识再强一点,能够把过去亲资本的政策,逐渐调整为亲自然、亲环境、亲人文、亲社会,也许我们这个调整是有希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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