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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11-19 17:34 来源:好大夫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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崛起争霸背景下的权力转移研究
2018-11-19 09:5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阎学通 字号
所属学科:国际关系学关键词:政治权力转移;意识形态;战略竞争

内容摘要:研究崛起争霸背景下的政治权力转移,可以从共性和特殊性两方面着手。

关键词:政治权力转移;意识形态;战略竞争

作者简介: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教授作点评。本网记者 冯瑶/摄

  研究崛起争霸背景下的政治权力转移,可以从共性和特殊性两方面着手。共性研究侧重寻找在国际权力转移过程中的规律性问题。例如,崛起国面临战略扩张超越自身实力的不平衡问题,衰败的主导国面临战略收缩与保持国际支持的不平衡问题。历史上,面对相对衰落的趋势,霸权国会担心采取收缩战略导致同盟涣散。然而,对照当前美国对外战略的行为,我们发现共性研究可能无法解释美国的行为,因此尝试特殊性研究就变得十分必要了。美国主动减少对同盟国承担义务,不太顾虑盟国对自身支持力度的减少。这一反常现象引人发问,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不愿再考虑收缩战略与维持盟友支持的平衡呢?在核武器的约束下,中美爆发直接战争的可能性极小,盟友的军事支持不像以前那么重要了,这可能是当前美国制定对盟国政策的主要考量之一。

  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是权力之争还是意识形态之争?我们需要对此做出正确判断,因为不同性质的战略竞争将对国际体系造成不同的影响。意识形态之争是没有调和余地的,双方在观念上无法调合,意识形态主导的竞争战略有别于权力主导的战略之争。如果是权力之争,那么霸权国为盟友国提供公共产品的逻辑出发点就是在成本和收益之间的考虑,而不是意识形态之争不计成本的竞争逻辑。因此,此次国际权力转移是否由意识形态主导,决定了大国争夺世界领导权背后的逻辑起点。2018年6月美国防长马蒂斯和国务卿蓬佩奥分别在演讲中明确提出中美之间的竞争是模式之争,即“西方模式”和“中国模式”之争。如果目前的中美战略竞争演变成意识形态之争,那么历史上有关意识形态的共性研究成果,就可以作为我们分析当前中美战略竞争的参考。

  对崛起国来讲,在扩大权力的过程中也有成本与收益的问题,也是一个寻找平衡点的问题。从国际格局的转变来看,权力转移可以有多种形式。一种是从单极格局向多极或两极转移,一种是从多极格局向单极或两极转移,还有是从两极格局向单极或多极转移。虽然上述六种权力转移有共性之处,但涉及到每个具体的转变,势必有特殊之处。自一战结束以来,国际格局只经历了二战后多极向两极的转变和冷战后两极向单极的转变。我们缺乏从单极向两极转变的历史经验。这意味着,研究单极向两极转化的规律和特点,是一个有意义的普世性课题。

  由于不同形式的权力转移具有其特殊性,因此决策者在战略选择时作出的成本与收益考量不尽相同,二者的参照关系也会随之变化。具体来讲,需要明确两点。一是如何衡量和界定扩张和实力之间的平衡。这涉及到如何定义合理的扩张速度,是根据本国实力增长速度来判断,还是根据崛起国和霸权国综合国力的缩小速度来判断。我们可以从定量角度对其研究。虽然找到一个十分精确、理想化的平衡点比较困难,但是可以尝试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区间范围。二是如何界定扩张目标的问题。崛起国要增加自己的国际权力,而国际权力的本质是控制权,在政治上体现为国际领导权。这就有了一个问题:是地区领导权还是全球领导权。或者说,领导权与国力又是相关的,即不同阶段的实力可支撑什么范围的领导权,这就存在一个目标排序的问题。

  另外,当前是知识经济时代,科技创新成为创造财富的主要来源,不再是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分别依赖土地和资本获取竞争优势,这也是当前大国战略竞争需要进行特殊性研究的因素之一。科技进步依靠教育创新,教育创新成为财富增长的原动力,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霸权国评估盟国支持的重要性。特朗普政府大规模削减外交支出,将更多的资源投于本国国防科技和企业发展,同时限制中国理工科学生到美国大学学习,这些情况值得深入研究。

  当前中美经贸关系的压舱石作用明显下降。我们如果想深入探究背后根源,就需要明确“经济是基础”这个原理的适用边界在哪里。国际关系领域和国内社会的性质不同,一个是无序体系,一个是有序体系;一个是靠权力统治的社会,一个是各国拥有独立军事权力的社会。在不同性质的体系里,经济和政治的关系可能会发生反转。如果我们用经济学原理解释非经济领域的事物,就可能错误认识客观世界。上世纪80年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国际权力远低于苏联,究其原因是其军事实力不济,经济基础决定不了上层建筑。将中美关系置于崛起国和霸权国竞争的背景下研究,是能把问题的性质看得更透一些。从学术上讲,“崛起”是指一国和霸权国,也就是和世界上最强大国家之间的实力差距逐渐缩小,直至最终超越。中国在对美战略上提出韬光养晦,提出战略机遇期,都是为了不主动挑战美国。然而,中国是否挑战了美国不取决于中国主观上是否想挑战美国,而是要看客观上两国综合国力差距有没有缩小。观察客观世界,才能认识问题的根本。

  “修昔底德陷阱”是近年来人们谈论中美关系时经常用的概念。霸权国对崛起国产生威胁感和恐惧感,主要是源于担心失去既有利益和地位。人因为担心利益失去,担心受害,所以产生恐惧。从人性来讲,人维护失去利益的决心大于维护增长的利益。中美博弈也必然受其规律支配。中美竞争肯定是长期的,霸权国的恐惧也是要长期存在的。当下中美关系面临冲突上升之势,源于特朗普个人的特殊风格,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如果从贴现因子的角度分析,特朗普政府肯定是认为维护中美关系稳定的边际效益在递减。当美国认为维护双边合作的边际效益是下降趋势,其对华政策从“接触加遏制”转向“全面防范”就是一种必然。中国一直倡导中美“合作共赢”,试图通过提高双边合作的贴现因子维护双边关系,但是,这里存在一个双方从合作中能得到的客观利益谁多谁少的问题。中美经贸之间有个词叫“reciprocity”,我们说是“互惠”,美国说是“对等”。这说明,合作是涵盖很多复杂因素的,涉及相对收益问题。

  我们在进行国际关系理论研究时,除了关注共性研究外,还可以关注特殊性研究。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实证研究,实事求是的研究,从具体小概念和小事务入手研究国际秩序、国际格局、国际规范和国际体系的问题。这样才能提高研究成果的可靠性,而不是做出缺乏事实依据的所谓“大判断”。当前国际关系的不确定性增大,有关国际权力转移研究,还需进一步深化思考。

  (作者系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教授。本文是根据作者在第十一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分论坛研讨小组上的点评整理。中国社会科学网冯瑶整理)

作者简介

姓名:阎学通 工作单位:清华大学

职务: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 职称:教授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蔡毅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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